省会城市怎么选主官

发布时间：2020-07-13 19:28:54 阅读：次来源：认证厂家

从李春城到张田欣，十八大之后，有省会城市主官工作经历的落马或违纪官员已增加到了8人，分别是李春城、季建业、杨刚、申维辰、毛小兵、阳宝华、万庆良和张田欣。从地域分布上来看，西部地区4人，沿海地区2人，中部地区2人。占已落马的23名地级市以上一把手工作经历官员的1/3。

在上述8名官员里面，有7人都担任过省会城市书记，唯一的例外是季建业，他落马前的职务是南京市长。和季建业一样，在省会城市主官任上落马的还有毛小兵和万庆良，其余4人都是在调离此岗位后东窗事发。

“这并不意味着省会城市主官成为腐败高发人群，只是说这个职位本身的权重和监督方式，更让人关注和思考。”有专家表示。

“炙手可热”的省会主官

“省会是地方最高行政等级的城市，不仅聚集了省域内主要的高级官员，而且也聚集了大量的绅商、社会精英等社会中上层人士。”西部某市发改委副主任汪军告诉廉政瞭望记者，“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省会城市在一个省最重要是起着‘火车头’的辐射和带动周边城市功能，当然，选择省会城市的主官，历来都十分谨慎。”

据廉政瞭望记者统计，省（自治区）的省会（首府）市委书记都是该省（区）的省级常委，10个省会城市市长也是副省级。此外，绝大部分副省级省会的市委书记还能当选中央候补委员。

“这体现了高层对省会城市重视和对其主官的期待。”有专家表示，“市委书记进入常委意味着他同时成为省委领导人，直接参与到省级的资源分配、战略规划及城市发展的决策制定中，而不是纯粹地‘贯彻上级部署’和‘传达精神’。”

当然，省会书记由省委常委兼任的情况，并非绝对。如阳宝华在担任长沙市委书记时，就不是湖南省委常委。有长沙官员告诉廉政瞭望记者，“在近20年里，阳宝华是唯一一个没有进省委常委的长沙市委书记，阳宝华或许具备在小地方执政的能力，但到了‘大地方’，就hold不住了”。

“在党委减副前，有些省会城市书记长期是由省委副书记兼任的。”汪军说，“1995年10月19日，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兼福州市委书记，并持续了170天；李源潮曾以江苏省委副书记身份兼任过南京市委书记1年多；车俊、杨松也曾分别以河北、湖北省委副书记身份长期兼任过广州、石家庄、武汉的市委书记……”

非常时期，省委副书记兼任省会城市书记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今年4月，原西宁市委书记毛小兵落马后，这一职务就是由青海省委副书记王建军来兼任的。在万庆良落马当天，某中央媒体法人微博曾发布了“广东省委副书记马兴瑞将兼任广州市委书记”的消息，但不久被删除，引起坊间讨论。

“不管怎么说，省会市委书记这个位置太重要了，很少会出现长期空缺，但市长就不一定了，如季建业落马后，南京市长这一职位‘空窗期’近3个月，但市政府的工作仍然能保证有序开展。”前述专家如此分析，“当然，不是说市长的职务就不重要，毕竟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可以由常务副市长来代理。”

接任省会书记，市长机会有几成

谁最有可能接任省会城市一把手？

“答案可能有点出人意料，是省委秘书长。”某省委办公厅副处长赵宏对廉政瞭望记者表示，“我们处最近做了个统计，在现任27个省会（首府）书记中，有6个人之前的职务都是省委秘书长。”

西安市委书记魏民洲之前的职务就是陕西省委常委、秘书长，此前还有商洛市委书记的经历。在他的主政西安的任职大会上，时任陕西省委组织部长李锦斌代表省委给出的评价是：“魏民洲同志领导经验丰富，具有较强的组织领导和驾驭全局能力……善于听取各方面意见，充分发挥班子成员作用。”

“省委秘书长和省会书记通常都是省委常委，前者是省委的‘大管家’，对省会情况的熟悉程度和良好的协调能力，可能在其他竞争者面前略占上风。”赵宏说，“更多的时候，省会城市主官的产生一般在本省范围内。”

廉政瞭望记者根据公开资料统计，目前的25个省会书记（广州、昆明暂时空缺）中，除3人是从外省直接调任外，其余均在本省官员中产生。

除了省委秘书长，在现任省会书记中，由副省长转任的有5人，其中杭州市委书记龚正是由常务副省长一职转任的。

“省会的书记一般都是由副省级官员直接转任的，由正厅级官员直接提拔的相对较少，当然也不是说市长就一定没机会。”赵宏说，“副省级城市的市长本身就是副省级，他们熟悉情况，接任书记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其实，他们有时也是由副省级官员调任的，如南京市长缪瑞林，之前的职务就是江苏省副省长；宁波市长卢子跃之前的职务也是浙江省副省长。”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相关讲话精神，经过实践锻炼和重大考验的优秀干部和埋头苦干、不事张扬的优秀干部，更容易在省会城市主官的竞争中胜出。”相关专家表示。

省领导也要当好地方官

“担任省会城市一把手，需要具备比一般地级市更丰富的总揽全局抓大事的能力，也往往更考量其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赵宏说，“不过，他们常常又是省领导，又是地方官，如何更好发挥其作用，又对其监督，应该是一个重要命题。”

某省级纪委纪检监察室干部表示：“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省级党委原则上管理地（厅）一级干部。对省会城市一把手这样的副省级干部的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则应属于中央纪委的职责范围。当然，省纪委也有向上汇报情况的责任，但在过去，力度明显是不够的。”

在本省范围内，省会始终具备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人民日报曾刊文指出，近年来，各省级行政区内，“省会独大”现象突出。一些省会的经济总量往往能比排名第二位的城市高出两到四倍。

有专家表示，人口和资源的过度集中加剧了省会城市的扩张，又带来了拆迁、污染等一系列问题，这无疑给省会城市主官们巨大压力。“如季建业当时在南京大搞‘雨污分流’，出发点或许是好的，但在执行过程中却变味了。”

去年8月，审计署对地方债务进行第二次全面摸底，当时那次突然行动的背后，是部分地方政府盲目举债的隐忧以及一些地方政府无力还债的现实。在此前，审计署审计的36个地区债务中，有9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100%，即意味着资不抵债。

“不少省会城市经济体量大，大多数正处在大建设、大投入、大还债的‘三碰头期’，国家和省对政府性债务管理又有新的更高的要求，地方主官压力自然很大。”一名省会城市财政局干部对廉政瞭望记者开玩笑说，“过去有的领导主要精力是研究怎么‘花钱’，现在却要考虑‘还钱’了。”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也有省里其他城市的经济水平超过省会城市的。相关专家表示：“虽然这不意味着削弱了省会城市的综合中心地位，但却让省会的主官压力剧增。”据媒体报道，在李源潮任南京市委书记前，江苏省委几次听取了南京市的专门汇报，这种汇报是从没有过的。当时，南京在某些方面的滞后，与其城市地位不相称，情况已经比较明显，省里很着急，想要重点抓南京的发展。“李源潮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任命为南京市委书记”。

省会城市面临的竞争压力更多是源于外部，一些省会城市，则面临着你追我赶的压力。不止一名省会城市的书记都公开谈过城市发展中的问题。南昌市委书记王文涛说过，“纵向比较南昌发展在加快，横向比较南昌发展有差距。南昌属中部欠发达省会城市的地位没有根本改变”，前一句往往是套话，后一句才是重点。

石家庄是全国管辖县(市)最多的省会城市（17个），“三鹿奶粉”事件后，时任河北省委副书记车俊兼任了石家庄市委书记，他曾在石家庄日报上发表文章称：“历史上，石家庄也曾开展过增强省会意识的教育活动，但没能长期坚持下来，没有渗透到干部群众的血液里，省会意识树立得不够牢，省会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省会优势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在1992年召开的福州市党代会上，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提出“做到每3至5年上一个新台阶，尽快改变港澳粤闽台南中国海区域内我们处于‘后排就座’的状况。”

随后，习近平任总指挥，专门成立课题组开展福州市发展战略研究。在他任福州市委书记一职的5年间，福州生产总值年均增长23.7%，人均生产总值年均增长22.2%，均高于规划值，呈现跨越发展势头。（记者舒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