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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会城市怎么选主官

发布时间:2020-07-13 19:28:54 阅读: 来源:认证厂家

从李春城到张田欣,十八大之后,有省会城市主官工作经历的落马或违纪官员已增加到了8人,分别是李春城、季建业、杨刚、申维辰、毛小兵、阳宝华、万庆良和张田欣。从地域分布上来看,西部地区4人,沿海地区2人,中部地区2人。占已落马的23名地级市以上一把手工作经历官员的1/3。

在上述8名官员里面,有7人都担任过省会城市书记,唯一的例外是季建业,他落马前的职务是南京市长。和季建业一样,在省会城市主官任上落马的还有毛小兵和万庆良,其余4人都是在调离此岗位后东窗事发。

“这并不意味着省会城市主官成为腐败高发人群,只是说这个职位本身的权重和监督方式,更让人关注和思考。”有专家表示。

“炙手可热”的省会主官

“省会是地方最高行政等级的城市,不仅聚集了省域内主要的高级官员,而且也聚集了大量的绅商、社会精英等社会中上层人士。”西部某市发改委副主任汪军告诉廉政瞭望记者,“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省会城市在一个省最重要是起着‘火车头’的辐射和带动周边城市功能,当然,选择省会城市的主官,历来都十分谨慎。”

据廉政瞭望记者统计,省(自治区)的省会(首府)市委书记都是该省(区)的省级常委,10个省会城市市长也是副省级。此外,绝大部分副省级省会的市委书记还能当选中央候补委员。

“这体现了高层对省会城市重视和对其主官的期待。”有专家表示,“市委书记进入常委意味着他同时成为省委领导人,直接参与到省级的资源分配、战略规划及城市发展的决策制定中,而不是纯粹地‘贯彻上级部署’和‘传达精神’。”

当然,省会书记由省委常委兼任的情况,并非绝对。如阳宝华在担任长沙市委书记时,就不是湖南省委常委。有长沙官员告诉廉政瞭望记者,“在近20年里,阳宝华是唯一一个没有进省委常委的长沙市委书记,阳宝华或许具备在小地方执政的能力,但到了‘大地方’,就hold不住了”。

“在党委减副前,有些省会城市书记长期是由省委副书记兼任的。”汪军说,“1995年10月19日,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兼福州市委书记,并持续了170天;李源潮曾以江苏省委副书记身份兼任过南京市委书记1年多;车俊、杨松也曾分别以河北、湖北省委副书记身份长期兼任过广州、石家庄、武汉的市委书记……”

非常时期,省委副书记兼任省会城市书记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今年4月,原西宁市委书记毛小兵落马后,这一职务就是由青海省委副书记王建军来兼任的。在万庆良落马当天,某中央媒体法人微博曾发布了“广东省委副书记马兴瑞将兼任广州市委书记”的消息,但不久被删除,引起坊间讨论。

“不管怎么说,省会市委书记这个位置太重要了,很少会出现长期空缺,但市长就不一定了,如季建业落马后,南京市长这一职位‘空窗期’近3个月,但市政府的工作仍然能保证有序开展。”前述专家如此分析,“当然,不是说市长的职务就不重要,毕竟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可以由常务副市长来代理。”

接任省会书记,市长机会有几成

谁最有可能接任省会城市一把手?

“答案可能有点出人意料,是省委秘书长。”某省委办公厅副处长赵宏对廉政瞭望记者表示,“我们处最近做了个统计,在现任27个省会(首府)书记中,有6个人之前的职务都是省委秘书长。”

西安市委书记魏民洲之前的职务就是陕西省委常委、秘书长,此前还有商洛市委书记的经历。在他的主政西安的任职大会上,时任陕西省委组织部长李锦斌代表省委给出的评价是:“魏民洲同志领导经验丰富,具有较强的组织领导和驾驭全局能力……善于听取各方面意见,充分发挥班子成员作用。”

“省委秘书长和省会书记通常都是省委常委,前者是省委的‘大管家’,对省会情况的熟悉程度和良好的协调能力,可能在其他竞争者面前略占上风。”赵宏说,“更多的时候,省会城市主官的产生一般在本省范围内。”

廉政瞭望记者根据公开资料统计,目前的25个省会书记(广州、昆明暂时空缺)中,除3人是从外省直接调任外,其余均在本省官员中产生。

除了省委秘书长,在现任省会书记中,由副省长转任的有5人,其中杭州市委书记龚正是由常务副省长一职转任的。

“省会的书记一般都是由副省级官员直接转任的,由正厅级官员直接提拔的相对较少,当然也不是说市长就一定没机会。”赵宏说,“副省级城市的市长本身就是副省级,他们熟悉情况,接任书记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其实,他们有时也是由副省级官员调任的,如南京市长缪瑞林,之前的职务就是江苏省副省长;宁波市长卢子跃之前的职务也是浙江省副省长。”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相关讲话精神,经过实践锻炼和重大考验的优秀干部和埋头苦干、不事张扬的优秀干部,更容易在省会城市主官的竞争中胜出。”相关专家表示。

省领导也要当好地方官

“担任省会城市一把手,需要具备比一般地级市更丰富的总揽全局抓大事的能力,也往往更考量其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赵宏说,“不过,他们常常又是省领导,又是地方官,如何更好发挥其作用,又对其监督,应该是一个重要命题。”

某省级纪委纪检监察室干部表示:“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省级党委原则上管理地(厅)一级干部。对省会城市一把手这样的副省级干部的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则应属于中央纪委的职责范围。当然,省纪委也有向上汇报情况的责任,但在过去,力度明显是不够的。”

在本省范围内,省会始终具备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人民日报曾刊文指出,近年来,各省级行政区内,“省会独大”现象突出。一些省会的经济总量往往能比排名第二位的城市高出两到四倍。

有专家表示,人口和资源的过度集中加剧了省会城市的扩张,又带来了拆迁、污染等一系列问题,这无疑给省会城市主官们巨大压力。“如季建业当时在南京大搞‘雨污分流’,出发点或许是好的,但在执行过程中却变味了。”

去年8月,审计署对地方债务进行第二次全面摸底,当时那次突然行动的背后,是部分地方政府盲目举债的隐忧以及一些地方政府无力还债的现实。在此前,审计署审计的36个地区债务中,有9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100%,即意味着资不抵债。

“不少省会城市经济体量大,大多数正处在大建设、大投入、大还债的‘三碰头期’,国家和省对政府性债务管理又有新的更高的要求,地方主官压力自然很大。”一名省会城市财政局干部对廉政瞭望记者开玩笑说,“过去有的领导主要精力是研究怎么‘花钱’,现在却要考虑‘还钱’了。”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也有省里其他城市的经济水平超过省会城市的。相关专家表示:“虽然这不意味着削弱了省会城市的综合中心地位,但却让省会的主官压力剧增。”据媒体报道,在李源潮任南京市委书记前,江苏省委几次听取了南京市的专门汇报,这种汇报是从没有过的。当时,南京在某些方面的滞后,与其城市地位不相称,情况已经比较明显,省里很着急,想要重点抓南京的发展。“李源潮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任命为南京市委书记”。

省会城市面临的竞争压力更多是源于外部,一些省会城市,则面临着你追我赶的压力。不止一名省会城市的书记都公开谈过城市发展中的问题。南昌市委书记王文涛说过,“纵向比较南昌发展在加快,横向比较南昌发展有差距。南昌属中部欠发达省会城市的地位没有根本改变”,前一句往往是套话,后一句才是重点。

石家庄是全国管辖县(市)最多的省会城市(17个),“三鹿奶粉”事件后,时任河北省委副书记车俊兼任了石家庄市委书记,他曾在石家庄日报上发表文章称:“历史上,石家庄也曾开展过增强省会意识的教育活动,但没能长期坚持下来,没有渗透到干部群众的血液里,省会意识树立得不够牢,省会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省会优势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在1992年召开的福州市党代会上,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提出“做到每3至5年上一个新台阶,尽快改变港澳粤闽台南中国海区域内我们处于‘后排就座’的状况。”

随后,习近平任总指挥,专门成立课题组开展福州市发展战略研究。在他任福州市委书记一职的5年间,福州生产总值年均增长23.7%,人均生产总值年均增长22.2%,均高于规划值,呈现跨越发展势头。(记者 舒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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