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坚持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才能杜绝贪腐

厉以宁：坚持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才能杜绝贪腐

12月8日，中国经济学泰斗、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教授在《致敬变革者——我的时代我的国》年会论坛开幕主旨演讲中，分析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原因。厉以宁认为，资源根据市场规律，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才能让市场的力量做到效益最大化；也只有在在市场起决定作用的条件下，才能消除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过生产能，并且真正杜绝或者消除长期以来存在的寻租和贪污腐败现象。　　以下为厉以宁部分演讲文字：　　厉以宁：谢谢大家，我今天讲的第一个问题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的效率，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这是当前对中国来讲，经济的发展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让市场调节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上的作用，过去长期以来还是以基础性调结构作为市场的概括。为什么这次把这种市场调节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资源根据市场规律，市场的力量才能真正做到效益最大化。　　第二，只有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才能够做到我们今后所要求的消除产能过剩，结构优化，并且是我们经济的发展稳定的基础。　　第三，只有这么做，才能真正能杜绝或者是消除长期以来，因为资源配置而产生的各种寻租现象，各种贪污腐败现象。长期以来在经济领域占重要地位，研究的主要是生产效率。生产效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投入跟产出的关系。投入跟产出的关系可以简单概括为假定投入不变、产出越多越好，生产效率上升了。或者产出不变，投入越少越好，也表明生产效率提高了。这个观点是对的，而且长期以来支援着经济结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感觉到资源配置重要性，什么叫资源配置重要性，它和生产效率概念不一样，假定生产投入是既定的，看你生产要素怎么组合，怎么重新配置？资源配置效益可能比生产效益更重要。观念因此而转变，第一个表现在资本市场、产权交易市场，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最佳场合。一定要把资本市场发展好，把产权交易平台构建好。这个是一个重要的看法。　　什么叫新经济？新经济是技术创新加资本市场，这个观念改变了，结果就不一样了。还有大量的工作人员，比如说做融资、筹资工作的，做人事组织工作的，做宣传工作的人，做行政管理工作的人，长期以来都被看作是非生产，因为你们没有跟生产效率直接挂钩，你们不在生产第一线，当然是属于非生产人。资源配置效率开展以后不变了。从事筹资、融资的人，直接参与了资源的优化配置，作为人事组织工作的人，他是把人力资源配置在最佳位置上，发挥更高的效益。作为宣传工作的人，他们是调动每一个投入在积极性发挥更大的能量，做行政管理工作的人，是把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更好的结合在一起。所以以后从事这些工作的人，要把它叫做非生产人员，他们就笑了，你的观点陈旧了。这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的观点，当时没有资源配置效率这个概念，有了资源配置效率这个概念以后都变了，这些人都是在从事资源效率，配置效率提高的工作。这个对于中国是具有意义的。　　我们这一次讲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实际上更明确了政府该干什么？市场可以做什么？这个概念。用市场跟政府的关系，大小来衡量，说法是不准确的。市场和政府关系不能用大小，小政府大市场对吗？因为从管理范围来说，应该说政府同样是治理全社会的，它能够小吗？它该干什么干什么？怎么能用小来解读政府，这是不对的。小代表人数的多数，因为任何国家，任何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相对于老百姓始终是小的。应该用有效的政府，有效的市场。有效的政府，政府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这样的话，做好、到位了、尽心尽职这就是政府的效率。　　市场的效率在哪里？市场做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市场可以做的，政府也可以做的，让市场做。那政府做什么呢？政府做市场中做不明白的事情，做不好的事情，什么是市场做不好的、做不了的？比如公共产品的提供，公共产品就是公共服务，公共服务的提供正好国防、司法、治安。以中低收入人群，解决住房困难问题，义务教育等等，这些公共产品的提供，这个就由政府来做。还有稀有物质的分配问题，需要由政府来做。因为这样的话，才能够更好的利用这些稀有的物质。而且也包括政府长期的发展战略和规划。还有政府要考虑到宏观经济的波动，宏观经济的波动让市场来做，可能波动会变大，或者时间会拖得很长。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有必要，但是重要的不是大升大降，大起大落，而是政府要掌握分寸，重在微调，重在力挺。　　还有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地区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这个从来都是政府的职能，因为市场没有力量来做，如果市场做，也许做了很多年以后，根据各地的生产要素，供求情况的变化，才能提高。但是等不及了，这个拖下去损失太大了。我们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我们就可以说市场是做什么呢？市场做可以做的事情，非禁即可，只要不是禁止都可以做的。例如负面的清单公布，负面的清单目前不能做的，要等一等，让它过去。对于民营经济一个重要的开拓的转变，应该是这样的。经常说民营经济要合法经营，民营企业要合法经营，对不对？也没错，但是不准确。应该怎么说呢？民营经济不违法经营，那就对了，当你说民营经济要合法经营的时候，由自己来举证，举不胜举，什么法第几条，如果说民营企业不违法经营，这是什么？所有违法经营由对方来指正，你可以答辩，你违背了法，违背了什么法，你要把它讲出来。所有这些情况都算是民营经济在这个过程中将得到进一步放开。　　厉以宁：城镇化建设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成分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在发言中说，很多时候谈到当前和明年经济走势都提到扩大内需的问题，内需分两个方面，投资需求同样是扩大内需。比如说城镇化建设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成分，这个城镇化建设不完全是扩大消费需求，它也包括扩大投资需求。　　以下为发言实录：　　当前的经济、明年的经济该该怎么看？很多时候提扩大内需，内需分两个方面，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我们要扩大内需，不能仅仅把扩大内需看成是扩大消费需求，消费需求是重要的，投资需求同样是扩大内需。比如说城镇化建设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成分，这个城镇化建设不完全是扩大消费需求，它也包括扩大投资需求。　　中国目前的条件下投资仍然是重要的，重要在什么地方？第一新技术、新兴产业发展必须靠投资。你没有投资，你怎么来技术创新？怎么来扶持新兴产业？第二，民营资本进入什么领域？很多是投资领域，如果投资领域封闭了，不让民营资本进入的话，那对中国经济是有损害的，所以就严重了。　　还有第三点，长远考虑环境工程，投资是必要的，但是工程怎么建设，新的更有效率的环保工程怎么建设，都需要投资。投资还要正确的认识，还有消费，但是消费到目前为止，还有几个困难，不能一下子增加，消费的增加从来都是缓慢的。　　厉以宁：要刺激消费就要消除老百姓后顾之忧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演讲中谈到，在中国目前条件下，老百姓在很多方面有诸多后顾之忧，再加上就业不稳定等因素，因此消费不可能一下子增加很多。　　以下为发言实录：　　老百姓有后顾之忧，后顾之忧是什么？就是社会保障没有到位：赚的钱不敢消费，比如老了怎么办？生病了怎么办？动大手术怎么办？老了要照顾怎么办？所有这些都必须存钱。家里的孩子读大学、将来还要留学得存钱，结婚了也得存钱，孩子将来没有房子，得趁早给他准备房子，也得存钱，不敢大肆消费，先存在那里再说，这些都影响中国消费不可能一下子扩大。　　消费不可能一下子扩大还应该看到一个原因，就是就业是不稳定的，一旦提前退休了，一旦企业减员了，一旦企业又合并重组了等等，所以对自己的就业担心了也得存钱。　　还有消费者的消费规律，消费者总是根据自己的收入来定消费的，消费信贷当然可以，今天用明天的，明天用后天的，或者有可能把过去的存款作为消费信贷给花了，要补齐它。所有这些都表明了在中国目前条件下，消费不可能一下子增加很多。

刘永好：传统行业越认真越亏钱 不变革就是等死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在主旨演讲中提到，几年以前，只要你认认真真做事、努力把你企业做大，一定能有好结果。但是今天不一定了，当你勤勤恳恳认认真真做事，把企业做得越来越大，但你发现利润会越来越低，你生产过剩的产品，环保要求提升、出口受到限制，方方面面的压力使得你生产越多、单位毛利越低。　　新希望集团就是这样的一个传统行业，而在严峻的市场环境下，传统行业如果不变革就是等死。原因很简单，传统方式走到尽头了。变革的路子很多，新希望就是从国内国外两条路发力实现转型的。　　以下为刘永好演讲文字：　　刘永好：中国的民营企业就是在不断变革过程中成长壮大起来。回想一下我们集团31年的创业，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变革相关的，今天主题是变革。我们82年上海创业，我和我的几个兄弟，当时当教师或者政府官员，但是我们选择了下海创业。　　在8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们想过创业，我们装了一个音响非常好，大家都要要，我们为什么不通过工厂生产？于是找到生产队库房，用生产队小伙子帮我们做，我们做出的音响很多人要。当时我们音响造起来了，或许中央政治局开会的时候，小平同志说傻子瓜子试一试，没什么大问题，这就是一个变化。　　中国从不允许民营企业发展到试一试、看一看，到十八届三中全会重要基础力量和重要组成部分，非常巨大的变化，而我们民营企业这个群体就是中国市场经济建设中伟大的变革者这个群体。　　归结到我们的企业，我们看，我们创业31年了，从当初我们下决心下海创业到我们组建集团化的企业，到我们联合一些民营企业在工商联的支持下组建中国第一家私营的银行，民生银行，到发起光彩扶贫事业，到今天我们的集团已经成为了8、9万人的企业，我们的销售差不多上千亿这样的规模，就是像新希望一代的民营企业在市场化过程中不断的变革壮大，才有今天的格局，这是和政府大力支持分不开。　　今天民营经济有相当大的进步和发展，三中全会再次强调我们民营企业的重要性，但今天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还需要变革吗？还需要怎么去做？今天国家的政策应该是非常好，但另一方面今天的市场是非常严峻的，我们很多的产品都过剩了，大概几年以前，我们大概有这样的一个规则，你认认真真做事，你努力把你企业做大，一定能有好结果，今天不一定了，当你勤勤恳恳认认真真做事，把你企业做得越来越大，但你发现你的利润会越来越低，你在生产过剩的产品，环保要求提升、出口受到限制，那么方方面面的压力使得你生产越多，单位毛利越低，怎么变怎么办？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有一些企业活得非常好，一些创新的企业，移动互联网企业，像大家都知道的淘宝，一天卖了300多亿等等这些变革。而新型的互联网的格局正在冲击到传统的产业，互联网冲击了零售，互联网冲击了制造业，互联网甚至冲击了我们所谓高富美的银行业，心里互联网的金融势头非常猛，我们银行感觉到极大的压力，我们怎么办？　　我们从事农产业是最传统的一个产业，有人说我们这个产业没有什么问题，因为13亿人总是要吃肉蛋奶，但不是这样，最近由于受禽流感，我们农产业仍然面临很大挑战，禽流感影响我们的饲料销售下降，受到很大的冲击，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觉得只有变革，不变革就是等死，因为很简单，我们不能像传统一样到处建饲料厂，传统方式走到尽头了，因为环境保护问题，因为食品安全问题，因为增长模式的问题，因为市场竞争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创新，怎么创新，两条路，国内，我们要从中国最大的饲料生产商和第二大肉蛋奶的提供商，中国，变成肉蛋奶的综合服务商这是最大的转型，用互联网精神来改造我们现代农产业，现代畜牧业。　　具体讲，以前是我们自己建工厂自己生产，今后成为组织者，组织和推动者，我们在全国选好多个地方，这个地方环境好，污染少同时有利于养猪养鸡，我们在一个地方养40万头猪，我们组织当地农民养，一个小区一个地方，我们联系几百户甚至一千户农民让他们变成家庭农场主，我们组建合作社，我们支持他们选地，什么地方通风好，什么地方环境保护好，什么地方怎么间隔，用什么样的品种，我们解决技术资金市场服务的综合问题，让农民成为自己的主人，我们帮助农民，我们成为服务员。　　这就是转型。我们尝试两三年了效果非常明显，农民收益提升了，他们的收入等于甚至超出了外出务工，食品安全得到保证，我们效率得到提升，我们污染得到较好的防治，我们企业可以大踏步的前进，这也是现代农业组织化方式，养鸡、养猪、养鸭这样，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发展。　　第二方面我们大踏步走出国门，我们感觉牛奶价格涨得太快了，我们必须考虑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际资源，经过了18年的努力，我们新希望集团在海外已经建立了35家企业或者公司，我们的策略是在发达国家买技术，买品牌，在资源好的地方买资源，在发展中国家建工厂，按照这样的策略，我们大踏步的走出国门。发达国家买技术，到今天我们的猪、牛、鸡、鸭，最高级的品种绝大部分是进口的，命运没掌握在我们的手里，咋办？我们跟国外联合，再在国内发展自己的品牌，这叫买技术。我们最近在法国、荷兰、美国都在做这样的探索，现在非常有希望。　　在资源好的地方买资源，我们在新西兰，收购了当地第二大的农业公司，搞畜牧业综合服务，我们把服务内容内涵拿到国内，我们缺少土、水、阳光，我们在这个地方建立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体系，把它当地水、土、牛、加工由我们控制，最后来满足我们的需求，这是一种模式。　　另外，我们刚刚收购了在澳大利亚的第四大的牛肉的企业，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土地，通过这样的收购，我相信对我们一定程度补贴我们国内的不足是有积极的作用。总之我们通过在发达国家买技术，资源好地方买资源，在发展中国家建工厂使得大踏步走出去的同时，我们具有较高的竞争力，我们在国外建工厂，综合实力非常强，我们在海外公司的盈利超过国外公司的盈利，我们培养一批善于和国际接轨在国际打仗的这样一个管理团队，这就是我们的转型。　　由于时间关系，我就说那么多，谢谢大家！

刘士余：目前具备推出存款保险制度的时机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士余表示，目前应当说具备推出存款保险制度的时机，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存款类保险推出机制，今后几年若干重点问题，重大问题布置了若干课题，成立了跨部委的课题组，其中有一个题目就是存款保险的研究。　　以下为发言实录：　　我将讲一下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可兑换，我讲的是很多人很熟悉的存款保险制度。　　最近，特别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的时候，我们从事金融改革的同仁们以不同的方式纪念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10周年，纪念中国农村信用社改革10周年，2003年国务院对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召开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和对农村信用社改革做了具体的部署而且取得重大进展。　　后来我跟他们讲还一项值得我们今天纪念的，就是1993年，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决定，里面提出一句话，很有前瞻性，20年了，建立存款保险基金，保障社会公众利益，这句话我到今天到国务院93年这份文件，当时的设计师们，从事改革的，金融市场改革的人，能够把这东西看得这么远，讲得这么原则和方向，实在令人敬意。　　国务院的文件提出来到今天刚好20年，我印象当中的文件是1993年12月23号还是25号印发的，大家说提出来这问题，这20年来没有很好的推进或者没有见到很好的成效，这不是说提得早了，特别是金融银行体系不是太支持我这项制度，银行是国有独资或者专业银行后来才有股份制区域性，银行后来才对农村信用社进行改造，2003年基本上产权制度明晰市场竞争主体的确立，投资主体多元化，机构在市场定位方面富有特色也是多元化，市场分层次多样化，目前应当说具备推出存款保险制度的时机，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存款类保险推出机制，今后几年若干重点问题，重大问题布置了若干课题，成立了跨部委的课题组，其中有一个题目就是存款保险的研究。这个题目跟07年召开第三次全国金融会议的时候我的体会，同样是我牵头的课题组，大家在认识上明显就有划时代的进步，有质的变化，当时07年的时候，有的人说，不具备条件，有的人说只能建立一个存款箱或者是慢慢的起步，总之当时是意见不太一致，07年的提出也要提出存款保险制度，以93年的国务院的决定表述就更加前进一些，但是这次国务院多部委的课题组研究，大体上大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我们把主要的观点跟大家介绍一下。　　刘士余：存款保险制度不会导致存款搬家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士余在演讲中谈到，存款安全建立可能会导致存款搬家，在经济学逻辑推理上确实容易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实证考察国外国家的经验，尚未发现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出就导致存款搬家的现象。另外，我们国家把保险标准定得高一点，有利于公众对存款保险体系更加信任。　　以下为发言实录：　　存款保险制度建立了，要考虑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对存款人怎么保护？这里头一般还得参照国际标准，大体要达到90%左右的存款，或者说所有人的存款平均起来应当有90%左右能够得到赔付，这都是国际存款保险协会总结112个国家和地区存款保险制度建立的时候，参照经济学实证上的一个参数，这个也非常值得我们国家借鉴。　　中国究竟是多少？我们不太可能在同一时间有那么多存款机构会出现倒闭，再一个不太可能出现存款类金融机构倒闭真就像一个家庭小作坊一样砸锅卖铁来赔付存款人的利益，因为关门清款这个成本比较高，一般比较成熟的做法都是求其它银行接管。高管层，中间通过保险基金对有问题金融机构进行监管，经过清理整顿然后清产核资最后确定对接收有问题金融机构接手人必要的补偿，金融服务不暂停，换了股东。这个标准在我们国家定得高一点，有利于对存款保险体系更加信任。　　存款安全建立可能会导致存款搬家，这个在经济学逻辑推理上确实容易存在这个问题，存款保险赔10万、20万、30万，存款人选了以后会有不安全感，就会把存款从小银行搬到大银行，这就是存款搬家的现象。这个事情在人的行为推理上是客观符合逻辑的。　　但是我告诉各位嘉宾，我分析很多国家存款保险制度从建立时候它是实行全保，比如像日本、韩国，后来到了一定时候他们就实行限的保护，例如一百万存款按照国家的存款保险制度就赔50万，超过50万的部分，用5年的制度安排。超过一百万的人存款就得搬，但是日本韩国从全保到有限赔付的时候，没有发现明显的存款搬家的痕迹。　　还一个例子，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美国、欧洲都是从有限赔付，美国是8.5万美金，英国是3.5英镑，后来他们都提高到全额保付，到了常态的时候又回到有限保护，也没发现存款从差的银行搬家到好的银行，实证上面尚未发现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出就导致存款搬家的现象。

任志强：今天改革比过去困难得多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志强在发言中谈到，过去十年中，政府用闲不住的手干扰市场而造成中国经济巨大波动和许多领域中的倒退，包括产能结构调整，不但没有优化反而恶化。三中全会提出一个新的改革要求，但改革和过去面临的局面不一样，改革重要是在于落实，我们目前面临的情况和原来不同，也导致我们现在改革形成共识的基础和原来不同。　　以下为发言实录：　　中国第一个十年的改革大概就是政府把权力放给农民，让农民有了承包土地的自主权，所以发挥了农民的积极性。那个时候几乎所有人都是穷人，所以所有人都有改革的动力，因此很容易解决改革的共识问题。第二个十年，我们把改革的权力交给了市场，从十四大开始建立市场经济框架开始，这个十年市场经济快速发展，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让政府从一部分资源配置中退出，这个十年也是我们发展很快的十年。　　后一个十年是强化政府权力的十年，但这十年为什么经济发展还很快？因为前二十年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除了人口红利还有加入WTO等等红利，这个十年仍然持续较高速增长或者高速增长，但从国内情况来看，这十年应该说是政治体制改革和市场制度改革倒退的十年，这十年强化国有经济，强化政府干预，强化了政府对资源的配置。　　可以说，三中全会的决定是在否定过去十年的许多做法，尤其是要砍掉那只政府闲不住的手，过去十年中，政府用闲不住的手干扰市场而造成中国经济巨大波动和许多领域中的倒退，包括产能结构调整，不但没有优化反而恶化，因此三中全会提出一个新的改革要求，但如何改革和过去面临的局面不一样，改革初期一是没有法制，所有机会都来自于红头文件，比如说土地承包制度问题，那是党的工作60条红头文件决定的。建立人民公社，否定这个60条只要发一个红头文件就行。　　过去的改革是以增量为主，基本上都是往上添加东西，不管是我们的农村也好、城市也好这个发展过程中都是一个增量过程，所以几亿人口红利在这一阶段只要你给他一个自由权力，他就能发挥出红利的作用。　　但现在的改革比那个时候要难得多了，其中很重要的是因为在过去20、30年的改革中，我们不是系统建立了一个法律的体系，比如说关于个人所得税问题，有13到14种税法，是每发生一件事情就立一个税法，于是就出了一连串的税法，而这个税法之间是没有系统性，相互之间也许是矛盾冲突的或者是重复征税。　　美国立国的时候先立的国法，这个法律把所有的系统都框在一个筐子里，而我们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所以出现一个问题对付一个问题，出现一个问题对付一个问题，这就造成了法律体系是逐步建立的。于是今天我们有了不同各种的法律体系，再改革就出现问题。比如说触动利益和灵魂之间的关系，也许有的利益跟灵魂没关系，所以拿喇叭喊的人，你得把制度喊倒才行，于是三中全会提出了要进行改革的问题。如果是违法的利益，这个人没有灵魂，我们如何进行改革重要是在于落实，所以我们面临的情况和原来不同，也导致我们现在改革起来形成共识的基础和原来不同，形成共同力量的基础也不同。　　那时候没有人担心被抓起来，今天有人担心，如果我不在商言商就会被抓起来，所以习主席讲了四个改，有的说不改的你得忍着点慢点来，有的说该讨论先讨论，有的说该改法就改法，有的分得清楚这四改，分不清楚他们不敢去提前冲动进行改革，因为怕被抓起来，因此改革更加困难了，应该说三中全会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出了这个题要靠大家去把它解决，怎么解决？又变成一个新的题目。　　任志强：改革之难在于要求利益集团放弃固有利益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志强在发言中提到，改革比较难，难就难在要利益集团一步一步放弃已经固有的利益，利益集团实际上也是想进行改革的，如果不放弃一部分利益，它就没法继续生存下去，另外利益集团通过改革也能获得一些新的利益，两者之间的结合就触动了改革的必然发生。　　以下是发言实录：　　之所以改革比较难，难就难在一步一步要放弃利益集团已经固有的利益，说到利益集团实际上也是想进行改革的，其中有二。一，如果不放弃一部分利益，它就没法继续生存下去，第二，也许它想获得更大的利益，社会利益更加充分的时候，利益集团通过改革也能获得一些新的利益，两者之间的结合就触动了改革是必然发生。因此各种力量不管出于什么角度都会促进改革的进步，首先我们按照刚才说的顺序，看上头改革的力度有多大，才能让下头的改革跟进多快。最后促成我们实现整个改革让利益关系颠倒过来，现在是从上往下改革，以后就从下往上，人权可能就排在第一位了。

孟晓苏：改革35年是在缓慢推进 摩擦不断　　汇利基金董事长、幸福人寿原董事长孟晓苏表示，改革35年是推动改革的力量和阻碍改革力量不断摩擦，这些摩擦最终还是改革在缓慢的推进，在突破阻力缓慢的推进。这里面当然会涉及既得利益，而改革所造成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包括企业家他们在努力的推动着改革发展，我相信改革最终还是正面力量会战胜反面力量。　　以下为孟晓苏演讲实录：　　35年的改革，我们都是参与者，我恰巧因为工作的关系往往都处在改革的中心点，在35年前，1978年，我的老首长万里同志推出农村责任承包制的时候，我还在北大读书，我们喊出的口号团结起来振兴目标，35年来我们为这个目标奋斗到今天。在80年代初期的改革，我到中南海之后，正是把承包制推向全国，那个时候全国的农村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城市变革。在80年代末期又是我们一批年轻人提出走向市场经济，虽然在90年代初期也遭遇过党报党刊的批判，最后还是南巡讲话以后，肯定下来写入党章宪法，80年代的改革是激动人心，80年代的改革胡耀邦的鼎力推动让我们记忆犹新。而到了90年代，有一段过度强调宏观调控，在改革停顿那那时间出现了国有企业普遍困难，但是在96年朱总理接受了我们这个行业建议，把住房建设最大的内需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消费热点之后，中国经济从98年房改开始了一轮新的发展。到了2000年，经济上一片兴旺，改革推动了发展，在经济全面启动的情况下，朱总理又领导我们进入WTO，又大规模取消了一些部委的职能，那段时间改革人们都觉得力度是足够的。　　当然人们也看到了这种力度逐渐在2003年以后减退，特别是在07年经济大幅度下滑，是因为打压了主导产业下滑，接着四万亿资金强调政府职能，就把民营企业很多企业活力慢慢压了下来。我曾经在今年的年初调控十年祭忆，要用这种反思来思考十年调控的教训。十年调控由于抑制内需，在外需不足的情况下就造成各个企业的下滑，一个房地产被打压，结果造成了钢铁、有色金属、物流、家电各个行业普遍下滑，我们面临新一轮的产业过剩还是内需不足造成的。十年前的三中全会，我还要告诉大家的是五年前的三中全会就提出了农地的规范流转，提出了农村土地经营性土地应当在符合规范的前提下和国有土地享有平等权利，但是讲了因为主管部门的抵触，又拖延了五年，这一次三中全会又再一次写入了重要内容，我们难道还要再拖延五年吗？所以改革35年是推动改革的力量和阻碍改革力量不断摩擦，这些摩擦最终还是改革在缓慢的推进，在突破阻力缓慢的推进。这里面当然会涉及既得利益，而改革所造成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包括企业家他们在努力的推动着改革发展，我相信改革最终还是正面力量会战胜反面力量，我讲完了。　　胡德平：《决议》如果贯彻不到位就是利益集团的阻碍　　原全国政协常委胡德平在深度对话中提到，我们每回的决议都很好，但是落实的成果却大不相同。我觉得这次三中全会，什么问题应该落实要先研究清楚再说。取得共识的必须得坚决贯彻，如果贯彻不到位就是利益集团的阻碍。　　胡德平还以农村集体经营性用地可以与国有土地同价同权为例，说明政策的贯彻落实并不如文件上描绘的那样好。胡德平表示，同地同权这个是在十七届三中全会说了这个事，又过了五年，还有问题，我觉得应该做的。　　以下为胡德平演讲文字：　　主持人：其实这些年胡德平为企业改革呼吁，包括早些年追究民企原罪，我想胡德平先生也是旗帜鲜明反对，请您谈一谈？　　胡德平：我先回应您的依据，主持词也说到在商鞅变法的时候有这样的话，就是知道一个问题很容易，但是要改革这么难，你是这么个意思。其实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的哲学是知难行易。我是觉得李克强同志说的现在推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我觉得这是时间论的观点的认识不容易，改造世界这更难。　　三中全会之后，我觉得用这个哲学观点和利益观点来看如何落实三中全会的有关决定，是最关键的事情。因为我们每回的决议都很好，但是落实的成果却大不相同。我觉得这次三中全会，刚才志强也是这么个意思，什么问题应该落实，什么问题研究清楚再说，我就说这些问题，取得共识的必须得坚决贯彻，如果贯彻不到位就是利益集团的阻碍。　　比如说如何保证农民集体土地权益的问题，首先我们这回《决议》重新认识了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归农村集体所有，这种认定马上贯彻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要避免公权力的乱用，对项目征收农村土地，强买强卖能够起到叫停的作用，以前以租代征被视为非法，现在是否这种以租代征也为缩小征地满为找到合法的道路，我觉得应该马上就做。　　农村集体经营性用地可以与国有土地同价同权，即使农民建设用地以增值又可以大大降低周边地价，这个是在十七届三中全会说了这个事，又过了五年，还有问题，我觉得应该做的。　　第三个比较难，也是我们改革开放的一个关键问题，原有的农村集体经济一个最大弊病是什么呢？就是在集体经济的体制中，没有农民个人名下的财产权益，现在集体经济成为只见森林不见树木蔑视个性的经济组织，你只见森林每个树不研究，是不对的。集体经济日益成为股份合作制的经济，集体经济和个体农民的利益直接挂钩，这是几十年了，现在已经又说明这个问题，我觉得也应该积极推进落实，我是这么认为。　　这些问题，这三点决定的意见都是利国利民，既合宪法又细化了宪法，也不要一时混乱把我们根本的改革又吓回去了，这个真是要大胆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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