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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薪尝胆是司马迁自己创作的故事吗历史上是真有其事吗

发布时间:2020-02-26 18:48:33 阅读: 来源:认证厂家

“卧薪尝胆”是司马迁自己创作的故事吗?历史上是真有其事吗

我们常以“卧薪尝胆”这个成语形容人刻苦自励、发奋图强。的确该成语的典故最早来源于《史记》,却又不完全同于《史记》。司马迁在《史记》中着力塑造了一批能够忍一时之辱而终能成就功名的人物形象,句践即为其一。

司马迁在其身心遭受巨创后载录了句践“尝胆”的故事情节,这是《史记》之前的史料所未涉及的:吴既赦越,越王句践反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曰:“女忘会稽之耻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彩……

文中司马迁仅仅为句践设计了一个“尝胆”的情节,却并未有“卧薪”一事。“卧薪尝胆”一词最早出于苏轼的《拟孙权答曹操书》一文,称“仆受遗以来,卧薪尝胆,悼日月之逾迈,而叹功名之不立”,称孙权“卧薪尝胆”,与句践实际并无联系。

而《吕氏春秋·季秋纪》中有言:“越王苦会稽之耻,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死放吴。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视靡曼,耳不听钟鼓。三年苦身劳力,焦唇干肺,内亲群臣,下养百姓,以来其心。”描摹出句践为激励自己复仇,给自己创设的艰苦条件,唯恐安逸的生活消磨了自己复仇的意志。

而苏轼所言“卧薪尝胆”,极有可能是其结合《吕氏春秋》之“身不安枕席”以及《史记》中的“尝胆”两个典故,合二为一,造出的成语。此后,南宋文人诸如杜范、华岳、黄震等人,才将此成语真正运用至句践故事。

然而我们回顾《史记》中司马迁对句践“尝胆”之事的记载,再综观《史记》之前的文献典籍,却并没有发现关于句践“尝胆”的记载。那么,历史上究竟有无越王“尝胆”之事?这极有可能出自太史公的文学想象与虚构。究其原因,此情节的载录大概受司马迁自身经历的影响。

太史公惨遭宫刑,又因父亲“余死,汝复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的临终嘱托,再者是自己“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的扬名之志,使得司马迁只能将自己的不满情绪融入文章之中。

凌约言在《史记评林》也称:“太史公于凡士之隐忍而不死者,必渍渍不容口,岂其本志哉?无非欲以自明,且舒其郁闷无聊之情耳!”司马迁虽不是利用语言文字泄私愤,但这种身体摧残之耻、心理不堪之辱极有可能强化了其创作的决心,成为其创作的源动力之一。

而任何艺术冲动都是心理和生理力的合成,司马迁的这种愤而著书的冲动便属于“创作显动力”,是“艺术家因各种物象、事件的触发,常发生心理波动,造成失衡,并引发适当强度的情感。宣泄情感,以恢复心理平衡”。其中主要强调的便是外界的刺激,而这种外部刺激在发挥其动力作用的同时,有时将情感直接表露在作品中,有时却是在超越创伤的过程中,战胜自卑,从而创作出名垂后世的文章。

这与司马迁的创作经历基本一致,是将其自身的情感意识寄托在句践身上,赋予笔下人物一种新的、历史本无的精神气质,故句践隐忍“尝胆”一事就此应运而生。也正是因为“尝胆”这一情节的增设,才从侧面表现出句践隐忍之艰辛、复国之不易,也才更让句践这一国之君坚毅、奋起的形象赫然而立。

除了贯穿《史记》全篇的司马迁的身世经历问题,还有一些隐含的因素,构成了司马迁笔下句践隐忍“尝胆”的文学形象。

首先,我们从《越王句践世家》标题的拟定,到文中字里行间,以及对史无所载的句践苦身焦思、坐卧仰胆情节的增设中,不难看出司马迁对句践的溢美之词。

同为春秋霸主,只有句践一人于《史记》标题中明确被称为“越王句践”;同为《史记》“世家”,吴太伯、齐太公、鲁周公、卫康叔皆因是周王室亲族且功劳卓著,故在“世家”中被尊称,唯独句践凭借“其先禹之苗裔”的简单记载,以及自身多年的辛苦经营,于东南蛮夷之地开疆拓土、称王称霸。

故而《太史公自序》中关于句践的论赞词中便有“句践困彼,乃用种。嘉句践夷蛮能休其德,灭强吴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此等作标题之法,不仅体现着一字寓褒贬的春秋笔法精神,更折射出司马迁寄人生观和史学观于标题的动机:抑彼而扬此。

句践勤政贤能,符合司马迁心中的明君形象。司马迁并不因越国处蛮夷之地就轻视贬低句践,反而不吝笔墨加以夸赞,这是司马迁进步民族观的体现。他也在书中多次歌颂圣贤之君,上至五帝尧舜禹汤,下迄本朝贤能君王,他都予以极高的评价。

对于句践,司马迁借伍子胥之口重申“句践为人能辛苦”,“食不重味,衣不重彩,吊死问疾”,是位勤政有德的君王。因而就司马迁的身世经历以及所处的时代背景,句践在《史记》中的地位便被有意无意地抬高了。

司马迁受孟子思想的影响,以为承大任者“必先苦其心志”。孟子有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也,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句践“尝胆”一事,确是“苦心志”、“忍性”之举,亦符合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所谓贤人是在困境中造就的道理。

司马迁为一心复仇的句践增设了“尝胆”情节,使句践具有了一种在逆境中求生、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下成长的斗志。此情节的设置,直接体现了句践隐忍发奋,终成就霸业的形象。

其次,通读《史记》全篇,不难发现,司马迁还是较为推崇那些敢于复仇之人。伍子胃自楚逃亡至吴,终不忘楚王杀父兄之仇,隐忍数年而鞭尸平王,报仇雪恨;范雎自魏亡秦,不忘自己在魏国厕中之辱,及位秦相,终得魏齐首级,一雪前耻。

这种隐忍复仇的例子在《史记》中比比皆是。对句践复仇之事的描述,显示出司马迁对句践坚忍复仇精神的推崇。然而吴王夫差与越王句践同有复仇事迹,为什么司马迁更加偏向于褒扬句践而贬抑夫差?虽妄然揣度司马迁的写作倾向难免失之武断,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简单的分析,去厘清《史记》中关于句践形象塑造的一些线索。

(一),相比于自杀的夫差,司马迁更加推崇隐忍苟活、以报吴仇的句践。《史记》中涉及句践忍辱负重的篇目除了《吴太伯世家》《越王句践世家》《伍子胥列传》之外,还有《仲尼弟子列传》《苏秦列传》《屈原贾生列传》《货殖列传》,后几篇虽只提到一两句话,但基本都表达了句践被困会稽而忍辱负重,终因祸得福而灭吴称霸的主旨。

而就忍辱负重言之,司马迁的看法显然与传统儒学有很大的出入。传统儒学主张舍生取义,以死殉名,而司马迁偏偏另辟蹊径,推崇那些“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天下”的人。

(二),夫差穷兵黩武,句践正义称霸。夫差复仇之后,不行霸主之道,不继祖德,反以霸主之尊南征北战,四处讨伐诸侯国,这点并不符合司马迁统一的民族思想。而句践称霸之后却致贡于周,归还各诸侯国失地,履行霸主职责,得诸侯朝贺。

(三),夫差狂妄自大,小胜而骄;句践隐忍复仇,始终如一。《史记》之前的文献诸如《墨子》《淮南子》等皆言夫差胜而后骄,论述其种种败因,但句践则往往被称为“圣人”“明主”。因《史记》写作参考此前文献颇多,故而受此影响较深。

且句践忍辱负重后终得善果,称霸至终,后世子孙受福荫若干年。而夫差凭借其父阖庐所积淀的恢宏国力就轻而易举地使越国臣服,此后便滋生了种种狂妄情绪。又与越国荒成不盟,越不为败而吴不为胜。因而,夫差虽得复父仇,然终究是不彻底的复仇,乃至身死国亡。

司马迁在寻求心理认同感的同时,所选择的颂扬对象定非如夫差般先隐忍复仇,却在得到一点成就后便狂妄自大的君王,而是如句践般始终如一、不灭吴国誓死不休的隐忍发奋、谦恭用贤之君。

(四),夫差复仇是被动的复父之仇,而句践复仇是主动的复己之仇。《史记》一改《左传·定公十四年》中“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谓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杀而父乎?’则对曰:‘唯,不敢忘!”的说法,转而改为阖庐临死前对夫差说:“尔而忘句践杀汝父乎?”夫差对曰:“不敢!”的记载。

从自觉主动地承担复仇事业到被动接受父亲临终所托,性质发生了改变。且《史记》中对夫差复仇前的准备几乎没有描写,只是简单的一句“习战射,常以报越为志。二年,吴王悉精兵以伐越,败之夫椒,报姑苏也。”而句践却是主动地复己之仇、复越国之仇。

司马迁对句践复仇的记叙也相当详细,情节完整,篇幅宏大。司马迁对夫差复仇性质的变动,以及对复仇前准备工作的描写,也就间接表明了司马迁对夫差与句践的不同态度。

(五),夫差的复仇属于非正义性的复仇,而句践甚至伍子胃的复仇属于正义复仇。夫差之父阖庐于对越发起进攻的携李之战中伤亡,战争本身具有侵略性质。但句践兵败于夫椒之战中夫差的寻仇,且自身受辱于吴国,入吴三年能够忍辱负重;伍子胥父兄受谗言冤死,自身也在逃亡途中颠沛流离,从而更加强化了其复仇的意志。

显然句践与伍子胃的复仇是涉及自身的正义性的复仇,而夫差的复仇是非正义的。故而司马迁对句践以及伍子胃持褒扬之态。因此,就算《史记》中夫差与句践同有复仇之事,也可能因以上五点原因而出现褒贬不同的倾向。

我们也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司马迁对于正义隐忍复仇、谦恭谨慎而终于称霸的句践报以极高的颂扬。也正因此,司马迁对句践故事的记述对丰富句践的故事、深化句践形象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司马迁《史记》之前,从未有人记载句践所谓的“卧薪尝胆”,而司马迁之后,却有创作者不断丰富着句践“尝胆”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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